姜文回来晚了，他到的时候我和窦文涛已经在他办公室聊上了。他乐呵呵进来，我俩拥抱了一下，他说，“好久没见了，姐姐。” “就是，”我答道。“你女朋友问你好。” 这是一个十几年的“玩笑”。那时候我妈妈刚动完一个大手术，在家里恢复，情绪不太好。姜文来玩，看见我妈一脸忧虑，张口就说：“章阿姨，您当我女朋友吧，您真是女的里头最漂亮的，您就答应了吧。”我妈立刻笑了。之后就留下话柄，姜文看见我总得问一句，我女朋友好吗，我总把话带给我妈，她嘴上说，还那么没大没小，但是脸上却是笑嘻嘻的。 我有日子没到姜文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的办公室了，至少有五六年，但是一切照旧，没翻新，没变样。这里的沙发都是皮的，而且巨大，几年折旧反而显得贵气了，象那种卡斯特罗、海明威坐在里面抽雪茄的沙发。墙上有很多电影海报，都是他导演的电影，没有一个他演的。但是最醒目的位置——他自己办公桌的后面那堵墙，还是留给了他十岁左右闺女的作品，而且每张画都用了很夸张的镜框，好象都是达芬奇手迹似的。办公桌旁边多了一个画架子，上面有一幅画了一半的油画，从画架的高矮可以看出来这也是他闺女的。可以想象这父女俩一个坐着办公，另外一个站在旁边作画。办公桌上面有他儿子的照片，旁边有个立地灯，上面扣着一个巴拿马帽子，桌子上有一瓶万宝龙的钢笔水，这是整个办公室里唯一一件所谓“名牌”东西。  “你俩认识多长时间了？”窦文涛问。想了想，得有二十年了。那时候姜文刚刚拍完《红高梁》。我们俩是邻居，我家在史家胡同，他家就在北面的内务部街。他当了明星以后，我们那一片胡同里盛传一个姜文扛煤气的段子： 姜文父母去换煤气，片管想见他们的明星儿子，就是不给换，非要姜文自己过来。没办法，姜文只好去了。到了换煤气的地方，片管刁难他，说唱一段吧。姜文看了一眼地上的煤气桶，二话没说，抡到肩膀上扛着，然后大摇大摆地唱着“妹妹你大胆往前走”把煤气扛回家了。当时胡同里面一片赞扬：这才是大老爷们！ 我那时候也是怀着“瞅一眼我们胡同里的大老爷们明星”心态，在一个大雨天去姜文他们家找他，把他和顾长卫叫到我家里去听陈凯歌的一段录音，讲一个要在纽约拍的剧本。我就得去他家，但是理由早忘得一干二净，还是这次姜文提醒我才想起来，那个剧本叫《毛主义者在纽约》，是个黑色幽默的片子，讲一个穷困潦倒、住地下室、在中餐厅端盘子、送外卖的中国艺术家，有天半夜回家看见一个画廊里面ANDY WARHOL的作品“毛泽东”，标价好几万美金，非常不服气，心说天莫道不消魂安门城楼上都是我画的，凭什么我送外卖，这老外到能画毛主人比黄花瘦席赚大钱？！ “那剧本后来怎么没拍？”姜文问。 “好象没人出钱吧。”我说，真的记不清楚了。 再转头看一眼窦文涛，诧异的眼光看着我，我心想，他八成不信我曾经干过这么傻的事儿，跟传达中央文件一样让人家听录音。 虽然认识很长时间，但是见面并不多，正经聊天也就二、三次，都是围绕拍电影的事务性主题，和艺术不沾边的事情。其它时候都是一群朋友在一起吃喝玩乐，瞎聊，没几句正经话。这次我是正经约他出来聊他的新作品，《太阳照常升起》，一方面想登在博客上，另外就是给《乐》作为影评登出来。但是姜文是没有任何“白领意识”的人，你跟他说，咱们那天几点见，他的回答是，没问题，再联系，这对我这种外企训练出来的人太挑战了，啥意思？怎么讲？如此约来约去短信无数，中间我们家松树被闪电劈了，有惊无险，姜文还就此写了个七律，然后还有一段宋词，可惜我手机丢了，全没了。最后，还是窦文涛把这事情给定下来，八月二十一号，先去姜文办公室涮肉，然后再去凤凰馆录像，七点开饭。  “先看一下片花儿吧。”他办公室的小伙子跟我说，我那天早到了一个小时。“姜老师陪他父母钓鱼去了，正在回来的路上。”真有闲心，我心说，马上就要威尼斯和李安PK了，他钓鱼去了。在姜文的小放映室里面我看了一个三分钟的片花，十七分钟的MAKING OF。 看完之后，我又让小伙子给我放了一遍。 “怎么样？有点high吧？”他问我。  “high”是对《太阳照常升起》最恰当的形容词。最来劲的是陈冲在里面演的一个花痴，敢说是她最出色的表演，失恋的人看了也会为爱情再high一次。我才看了点片花，也的确有点high了。 (待续）